&ep;&ep;“我明白了，所以当你获悉王虹父亲已经与废品收购站老板有过接触时，罪犯会表现出一副‘打草惊蛇’的模样。”叶曦使劲点点头，接下韩印的话说。
&ep;&ep;“对，我当时特别担心由于感受到来自女孩父亲的压力，会让凶手下定决心杀人灭口。”
&ep;&ep;“幸亏有你，否则女孩不但被糟蹋了，恐怕连命也保不住。”叶曦顿了顿，将问题转到前五起案子上，“那么东街的虐童案，凶手首起选择的目标也是个年幼女童，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应该是一个中年以上的男子？”
&ep;&ep;“不一定，上面所说的只是大概的方向，具体案件要具体对待。”韩印思索了一下说，“东街的案件，犯罪人肯定也具有恋童癖好，他在诱拐了一个女孩之后又对四个男孩伸出了魔爪，并极有可能残忍杀害了这些孩子，那么他的身份构成以及恋童癖好形成的原因就相对要复杂了。当今社会，具有恋童癖好的人不在少数，但真正演化成杀人事件的并不多见，而演化成连环虐杀事件的则更为罕见。就像刚才说过的，恋童癖并不会直接导致杀人，而那些极少数攻击型的恋童癖，他们猥亵、虐待并杀害儿童的动机包含着很多方面的缺憾，这里面肯定有性释放的问题，同时也会有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问题，还有来自个人成长经历的问题。可以说儿童之所以能吸引那些人，只是因为他们是弱者，是弱势群体，易于掌控主宰。在以往的案件中我们发现，虐杀比例男孩和女孩相差不大的案件，往往意味着凶手具有性压抑方面的问题，而虐杀男孩比例占大多数的，则跟凶手所处的环境和成长经历有关。东街的案子，我更倾向于后者。首起女童被害人，代表着凶手过去的某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可能与情感经历有关。我可以大胆假设一下，女童很有可能在被诱拐之后不久即遭毒手，凶手在其死后进行了奸污，这里面有很重的报复心理。而男童被害人则代表着对其影响至深的挫败，从开始一直延续到当下直至未来。男童被害人其实映射的是凶手本人，或童年时候的他，或软弱无助时的他。此种心理机制有的心理学家称之为‘向强者认同’。”
&ep;&ep;“这种心理机制的解释是说：当一个人受到强者的压制，由于自身无法摆脱困境，经过心理过滤反馈，反而将这种强者必然压制弱者的行为合理化，所以当他们心理淤积成疾行将崩溃之时，就会选择去伤害弱者，而不是反抗强者。东街的案件在我看来，凶手的虐杀，其实是在杀死弱势的自己，从而获得强者心理。”
&ep;&ep;韩印的大段分析，让叶曦听得很是入迷，韩印刚停下话，她便忍不住抢着问：“那凶手进一步的背景描述，你现在有想法没？”
&ep;&ep;韩印笑笑，显得胸有成竹：“咱们先来说说凶手所处位置的问题。美国fbi（美国联邦调查局）行为分析科，曾根据犯罪现场行为和犯罪人生活方式，将谋杀案以有组织力和无组织力来分类。虽然这个分类方法在后来被定性为太过片面，更多的连环杀手都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但有些分类指标还是具有参考价值的。这个分类方法提到：有组织力的凶手会选择远离自己生活工作的区域作案，当然这不意味着他对作案区域不熟悉；而无组织力的凶手喜欢在自己能够掌控的区域作案，他们通常都居住和生活在犯罪现场附近。直白点来说，即是智商高的人异域作案，智商低或者具有精神疾病的人选择本区域作案。在这起案子中，凶手接二连三在一个范围非常非常小的区域连续作案，这说明他的智商水平很一般，当然说这些话目的主要是，本案凶手就住在犯罪现场附近。不过仅仅靠智商高低来判断是不够的，也太过笼统，能不能再精确些呢？我们先来明确几个方位，红旗东街2路汽车站终点站以南有两家网吧，一家叫作朋友网吧，一家叫作天天网吧。两家网吧相距不到二十米，朋友网吧的对面即是那些孩子经常光顾的游戏厅。而首起失踪女童刘小花的家，住在2路汽车终点站以北的棚户区，距离两家网吧的距离大概不到0.5公里，总体看来这是个非常小的范围。那么凶手居住大致方位到底在哪儿？其实2、3、4、5号案件都不具备准确判断的依据，最直接的指标当属刘小花的居住地。上面也说过了，这个女童属于机遇型被害人，凶手侵犯她并没有经过预谋，她在那个时间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遭遇凶手纯属巧合。也许是女童漂亮可人的容貌，或者她天真活泼的姿态，突然间刺激到了凶手，激起他某种愤怒的报复心理，导致他出现了首次杀人。那么这个遭遇地点，应该离凶手居住的地点很近，离女童的家也不远，从以往的统计来看，两者相距不会超过100米。也即是说凶手大体居住的位置，在2路汽车终点站以北的棚户区，距离他诱拐其他孩子的网吧和游戏厅400米到600米之间。”
&ep;&ep;“第二点，对凶手判断：他应该具有犯罪前科。虽然在作案中显示出他的智商水平一般，但看得出他有一定的犯罪经验，也许是在坐牢期间学会的。他懂得在孩子聚集最密集的时间段诱拐目标，懂得如何与目标建立关系，他选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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