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让我喝酒，我迟疑了一下。我以前从没有喝过酒，只在逢年过节时，在父亲杯子上呷一口，极不喜欢那刺鼻的味道。而这会儿，历史老师正在苦恼中，我得让他高兴。我拿起酒盅，喝了一口，发现没有自己以前想象的那么讨厌，一点儿也不扎喉咙，很香。
“你喜欢。”他说。
我笑了。
我说起了我家里的事，1947年我母亲与父亲的相遇，1949年这座城市的事，我复制着当年的衣着，当年的天气，当年的石阶和江水。他关切地听着，让我说下去。但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给我再要了一碗绿豆稀饭。
看到他的眼光，我忽然觉得自己很自私，我不倦地把自己的痛苦统统扔给他，而一点也没想到他。
“你灾荒年是怎么活过来的？”我停下来问他。
他笑笑说：“恐怕每个家庭都差不多，恐怕每个家庭又都不一样——对每个人来说，很不一样。”
他说想照这样的思路往下写，写成一本书，想写他对生活和命运的感受。大姐也这么说过，大姐想写她自己，那是发泄，是对不公平的命运的诉怨。他说，他想找到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北京有一些写作的青年人，也正在走一条新路子，作品贴在西单民主墙上，油印成小刊物叫《今天》，但是被禁了。公安局给他们的读书会施加压力，也就是这个背景。他就是写了，也不想发表，不到时候。
我把酒盅推到他面前，他推了回来，我握在手里。刚才听他说要写书，我的心一下子被牵得远远的。
“别怕，不会喝醉的。”他看着我说。
我把酒盅推了回去，说：“还是你喝吧。”
“你喝一口，就归我了。”
我于是喝了一口，接着又喝了一口。我觉得脸红了起来，记忆力出奇地好，口才也出奇地好，一个结巴也未打。我说到我出生前家里亲人因饥饿而死，也说到大姐几次大吵大闹离婚。我猜想，她想换个男人来换一种生活。
历史老师接过我的话说，你大姐用耗尽自己生命力的方式，对付一个强大的社会，她改变不了命运。
这个社会，既得利益阶层组成一个统治集团，一个新的特权阶级。我们老百姓只想在公共厕所加一个茅坑，当干部的，不管小官还是大官，他们有自己专用的抽水马桶、浴室、电话、用人、奶妈。饥饿时期哪听说饿死过一个干部？这些人的第一条准则是巩固特权集团的共同利益，并且传给自己的子女；第二条是在这集团中往上爬。这第二条经常与第一条产生矛盾，由此闹出祸及老百姓的政治变乱。
有两个“文革”：第一个“文革”是干部们互整，不被人整倒，也会整别人。既然吃政治这碗饭，就得手拎着脑袋瓜，既然享受特权，就得冒被整的风险。有什么可抱怨的？本来这就是他们选择的。不管是当事者，或是当事者的后代们，现在如何愤恨写文字控诉“文革”，受造反派迫害，都太可笑了。另一个“文革”是老百姓的“文革”，他们借毛主席在党内与刘少奇等人抢权的机会，做了造反派来发泄报复。但是造反派在1969年就挨整，整了十一年，现在干部们还要整胆敢造反的老百姓。
我不眨眼地盯着历史老师，他说得激动起来，手在桌子和胸前画着。第一次听他说这么长的话，好像他也并不在乎我是否听得懂，也不问我是否同意。我感觉他的神情有点可怜，他比我有知识有学问，但也一样苦闷需要人理解。在感情的需求上，我们是对等的。
小酒瓶早见底，酒盅里还留有少许酒，历史老师不时拿着，不时放下，举棋不定。他笑他自己，说他是第一次和除他妻子之外的女性在外面吃饭，平日一个人在家吃饭，就更简单。他的脸，不知是喝了酒发红，还是点出这件事令他害羞。我转移视线，只看进进出出的店主，另外两张桌子坐了人。
小馆子里仍很清静，窗外太阳正徐徐往山下沉，大概只有五六点钟。店主用一把蒲扇在扇凉一锅新做的稀饭，可能七八点时，来吃饭的人会多些。
他第一次提到妻子，一句带过。我听别的老师说过，他妻子在一所小学工作，做办事员，不教书，女儿只有七岁，就在妻子的学校上学。好像都不在南岸，在另一个偏远的郊区。他想告诉我他家里经常没有别人，我知道他的暗示，可我没有接他的茬儿。
“你的眼睛能代你说话。”他说这话时，声音很快，“你藏不住，你的思想，包括你每个小小的念头，你的眼睛都告诉了我。”
对此，我摇了摇头。
你知道吗？我在心里对他说，我唯独藏起了我的孤独，我拒人千里之外，我绝望的需要总想把自己交给一个人。但是我不能让我的眼睛说出这种渴望，我怕它们泄露我的内心，以致我不能与你的眼睛对视。
3
他们兄弟俩：弟弟略高，哥哥略结实，两个人的面貌都略带点忧伤。父亲病亡后，母亲辛辛苦苦把他们带大，他们相差四岁，形影难离。“文革”开始，造反了，他们先是在家操练毛主席语录，用语录辩论。然后他们走出家，都做了造反派的活跃分子、笔杆子，造反派分裂后两个人却莫名其妙地参加了对立的两派。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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