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本登记册卷，又去查一览表，然后再查档案，这才转身，极其自然地问莫雷尔：“您敢肯定没弄错吗，先生？”他以世界上最自然的口吻说道。
莫雷尔先生若是精明些，或者了解这个案件的一些真相，那他就会觉得代理检察官的行为实在古怪：维尔福何不打发他去问典狱长和省督，去查囚犯花名册，而要这样亲自答复根本不属于他的职权范围的问题。然而，莫雷尔怎么也看不出维尔福有惊惧之色，他认为这种殷勤的态度，既然不是做贼心虚，那只能是谦恭和易了。维尔福这招果然奏效。
“没有，先生，”莫雷尔说，“我没有弄错；再说，我认识这个可怜的孩子已经十年了，四年前他就开始为我做事。您还记得么，六个星期前，我来请求您对这个可怜的孩子仁慈些，就如今天我来请求您对他公道一些一样；您那时接待我的态度相当冷淡，答复我时凶声凶气的。啊！在那个年头，保王党人对波拿巴分子当时是非常严厉的。”
“先生，”维尔福答道，“我当时是一个保王党人，因为当时我以为波旁家族不仅是王座的合法继承人，而且是国人所拥戴的君主。但皇帝这次奇迹般地复位证明我是错了，只有万民所爱戴的人才是合法的君主。”
“这就对了，”莫雷尔大声说道，“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说，我相信可以从您这番话上得到爱德蒙的喜讯。”
“等一等，”维尔福一边说，一边翻阅一宗档案，“有了，他是一个水手，而且快要娶一个年轻的加泰罗尼亚姑娘了。我现在想起来了，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案子。”
“怎么回事？”
“您知道，他离开这儿以后，就被关到法院的监狱里去了。”
“那么后来呢？”
“我向巴黎打了个报告，把从他身上找到的文件附送去了。您该明白，这是我的职责。过了一个星期，他就被带走了。”
“带走了！”莫雷尔说，“他们把那个可怜的孩子怎样了呢？”
“哦，他大概被送到费尼斯德里、皮涅罗尔或圣玛格丽特群岛去了。您一定会在某一天看到他回来再给您当船长的。”
“无论他什么时候回来，那个位置都给他保留着。但他怎么还不回来呢？依我看，依波拿巴分子法院最关切的事，就该是释放那些被保王党法院关进监狱里去的人。”
“别太轻率地断言吧，亲爱的莫雷尔先生，”维尔福答道，“任何事都得按法律程序办。监禁的命令来自上面，因此释放的命令也应该自上而下。拿破仑复位还不到半个月，那些进行平反的公文大概也才发出去。”
“但是，”莫雷尔说，“现在我们得胜了，难道就没有办法加快手续程序吗？我有几个朋友，有一些影响，我可以得到一张撤销逮捕令的公文。”
“根本就没什么逮捕令。”
“那么，在入狱登记簿上勾销他的名字。”
“政治犯是不登记的。有时，政府就是用这种办法来使一个人失踪而不留任何痕迹的。入了册就有据可查了。”
“波旁王执政时，或许是那样，但现在……”
“任何时代都是如此，我亲爱的莫雷尔，朝代一个接一个地换，但实质上是大同小异的，从路易十四那个时代就开始这样了。皇帝对于狱规的管理比国王更加严格，监狱里不登记姓名的犯人多得不计其数。”
如此合情合理的解释不能不动摇莫雷尔的信心，他甚至没有半点怀疑。
“那么，维尔福先生，”他说，“您究竟能给我什么忠告，来促使可怜的唐泰斯早日归来呢？”
“只有一个，先生，向警务总监写请愿书。”
“哦！先生，我们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他每天都要收到两百封请愿书，但他还看不了四封。”
“不错，”维尔福又说，“然而，一份由我批示，并由我直接呈送的请愿书，他就会看的。”
“您会亲自负责把这份请愿书送到吗，先生？”
“当然。唐泰斯也许在当时是有罪的，但目前他是无辜的。我以前把他投入监狱是我的职责，现在使他重获自由同样是我的职责。”
这样，维尔福就避免了一次调查的危险，一经查究，他可就完了，这虽然并不一定会成为事实，但却是很有可能的。
“可是我怎么去对警务总监说明？”
“到这儿来，”维尔福一边说，一边把他的座位让给了莫雷尔，“我说，您写。”
“真的由您费心来办吗？”
“当然啰。别浪费时间了，我们已经浪费得太多啦。”
“是的。想想那个可怜的青年人还在那儿等待着，在那儿受苦，或许在那儿绝望了呢。”
一想到那个犯人在死寂和黑暗种诅咒他，维尔福就不寒而栗，但他走得太远，难再退缩，只能将唐泰斯置于他野心的齿轮中轧得粉碎。
“我等您讲，先生。”船主坐到维尔福的座位上，拿着一只鹅毛笔说道。
维尔福口述了一封措辞美妙的请愿书，他在里面夸大了唐泰斯的爱国心和对波拿巴分子的功劳。以致唐泰斯简直成了使拿破仑卷土重来最出力的一名活跃分子。据推测，一看到这份函件，警务总监会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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