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很清楚，抗议是取代不了军事力量的威慑的。如果他只能对共和党不断的重复口头上的抗议，却毫无实质性行动的话，只会激发共和党更大的野心，到时连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都要遭到挑衅了。
因此他只能选择尽快的建立起一个能够约江浙湖汉北束住共和党行动的亚洲国际新秩序，在这个新秩序的框架内同美国、日本、法国达成一致意向，从而控制住共和党在这一地区的独走。
相比起英国外交官在对华事务上的焦虑，北京政府对于亚洲事务的一片茫然，东北的共和党却依然保持着从容不迫的施政，并没有对外部的这些风风雨雨感到什么困扰。
7月在长春结束的首届东亚运动会，不仅给共和党带来了巨大的声望，还极大的促进了长春城市的建设发展，按照宋云桐对于这届运动会的经济评价，“长春市为召开运动会投入的市政建设，至少在这场运动会中收回了一半的投资，这还不包括运动会附带的社会效益。”
确实，在这场运动会之前，长春这座城市并不怎么出名。但是现在，不仅有人开始慕名前来游玩，还引来了许多投资，长春城市建设债务的压力，在这场运动会之后陡然减少了许多。
对于现在的共和党中央委员们来说，对于北京新政府的不满、同日本的冲突、对俄国革命前景的担忧，现在都让位给了革命委员会的内政改革。
虽然共和党没有选择在袁世凯之后入主北京，但是共和党的力量却并没有因此停留在关外，而是随着灾害治理、土地改革和工业建设进入到了华北乃至西北地区。
比如带着不安心情进入陕西的张绍曾，按照他在满清时代对官场留下的印象，在朝廷力所不及的边疆区域，朝廷任命的地方大员基本很难获得地方势力的认同，政令不出官署基本就是正常操作了，那些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能够在表面上维持对中央的服从就已经算得上是温良了。
只是当他在8月3日在西安火车站下车的时候，却感受到了三秦父老的热情迎接，丝毫没把他当成是外人。在火车站迎接他的李仪祉解开了他的疑惑，“洛阳到西安的铁路修通之后，西安运输棉花到南通的运费就从每担10元降低到了每担1.04元。
去年棉价甚高，今年省内大量耕地改种棉花，眼看着新花长势良好，供销社和外地棉商纷纷入陕收购，一担皮棉已经从去年的24元涨到了25、6元，陕西父老怎么能够不欢迎共和党呢？
再加上，大家都听说了，共和党不仅要修通西安到兰州的铁路，还要修建西安经汉中到成都，西安到榆林、山西的铁路，和投资兴建关中水利。大家现在都把张委员你当成了陕人的再生父母，哪里还有人敢站出来反对你呢？”
张绍曾于是给长春发电报说，“陕人并不难治，只要我们多修路，多修水利即可。而只要农业有利可图，则关中的鸦片种植也可尽快铲除了。”
关中八百里秦川，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不仅适合于农业，同样也适合于鸦片种植。陕西的鸦片种植从晚清开始就相当的猖獗，几乎没有一个县不种的，晚清时陕西一省的鸦片产量就占到了国的六分之一，当地有“十个陕西人，十一个大烟鬼”的谚语。
镇嵩军在河南靠鸦片种植养活军队，陈树藩等陕西军阀同样是不甘落后的。陆建章能够在短短几年内在陕西搜刮到上千万元家私，大多是靠着从鸦片种植及贩卖中抽税得来的。对于共和党来说，消灭鸦片经济不仅仅在于改善地方上的农业经济，同样也有切断军阀财源的意图。
因此吴川和张绍曾就陕西事务交换意见时，就着重强调了对于陕西鸦片经济的打击，要从地方军阀手中夺取对于乡村的控制权，就不能让陕西继续成为鸦片王国。
于是同时，共和党对于革命委员会在地方上的行政单位也开始了调整。随着共和党势力向华北地区的拓展，原先在关外的行政管理方式就有些不大适合了。
在关外，共和党是先通过建立国营农场和大工业来控制乡村和城市经济，从而再控制地方上的行政管理，革命委员会虽然吸纳了不少民主人士，但是因为共和党控制的公有及集体经济成分完压倒了私有经济，因此革命委员会中完是共和党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
因为分散的私有经济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共和党集中公有及集体经济的资源投入到既定目标上，失去了经济上牵制共和党的能力，军事上又被共和党完垄断，那么在政治上他们就只能从属于共和党了。
但是关外的模式却不能简单的在关内地区进行复制，就如同宋云桐所说的：“河北地区一般要5亩地才能养活一个人，但是河北的人均耕地也就4亩。山东、河南地区大概4亩地可以养活一个人，但是这两省的人均耕地都在3亩上下。
因此我们不管如何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都没有办法在关内建立起以国营农场为主体的农业。而关外的集体合作社即便建成了也远远不及关外的集体合作社，因为关外的集体合作社人均土地至少是关内集体合作社的5倍以上。也就是说，关内的集体合作社在短期内不会提供过多的富余农产品给我们，因为他们会把大部分农产品用于改善自己的生活。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