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年，即1582年五月，浙江杭州某驻军发生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兵变。其实引发兵变，跟张居正曾经的一个错误决定分不开关系。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嘉靖年间有倭寇之乱，于是当地政府招募浙江平民组成新军防御倭寇。
倭寇之乱平定后，这支四万五千人的新军就变成了防汛军，月薪自然不高。这符合情理，因为他们已无大用处。
做出这个决定，埋下这次兵变隐患的就是张居正。万历七年时，张居正还在当政，某日，戚继光的心腹如往年一样来给张居正送土特产。张居正和他聊天时，谈到戚继光在浙江时的事情。不知不觉，张居正就想到了那支新军。
他给戚继光去信说：“这支新军也曾受过你的训练，很能打。不过现在南北方都兵源充足，该节省应该节省，我觉得应该裁撤。”
戚继光回信谨慎地说：“这支军队的确很能打，倘若将他们遣散回家，恐怕将来难以驾驭。”
张居正认为戚继光分析得很对，历来正规军被解散后，士兵回到老家都游手好闲，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他考虑了一下，决定将士兵本来就不多的月薪削去三分之一。
这并非理想的办法，却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张居正在做这个决定时，曾征求浙江方面多方意见，浙江官员部同意。其实有人持不同意见，但张居正平时做事有些霸道，谁的意见和他不同，谁就是在挑战他，因此无人敢吱声。
这些年，随着海贸的迅速发展，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朝廷又不加以控制，大量发行银元，导致通货膨胀已经露出了苗头，也就是货币已经开始贬值，浙军本来就微薄的军饷更加难以维持。
万历十年五月，这些士兵们迫于生计，只好群起要求加工资。地球人都知道，正如打工仔跟老板说要加薪，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三天之后，浙江巡抚衙门根本不予理睬，反而横加指责。士兵们轮番上阵讨要，巡抚吴善言发了威，站在衙门口对士兵们破口大骂。
浙江备倭军，那可是戚继光待过的地方。戚继光训练出的士兵都是无畏之徒，遇到不公马上反抗。所以吴善言被从马上掀翻在地，众士兵把他踩了个半死。吴善言正在嗷嗷怪叫，士兵们已冲进兵器营，取得武器，又冲击各个衙门，兵变就此发生。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天下午，杭州城里又发生了民变，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是因为杭州官员中饱私囊引起的。
后世关于这件事起因有段文字记录，内容如下：”上虞人丁仕卿，寓杭，为东李坊之社教读。见会城之民惫于夫宿，不任，亦投牒当路，谓官夫百七十名，足备拨遣夜巡之役，既户出间架钱以招募总甲火夫，而复差及保甲，俾民财力两敝，请俱罢免。”
啥意思呢？当时的杭州城居民每家每户主要负责巡视地方夜间治安，不过有科举功名的士人与在外地的客商拥有特权，免服差役。因此夜巡差役落到一般百姓身上，轮值夜巡均不得休息，于是衍生出“以银代役”的变通方式。
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杭州居民提出以房屋面积，分上中下三等征税，此为间架税并用来雇人夜巡。这样的替代方式，不仅让一般需负差役的平民在夜晚可以得到休息，也能让部分无业游民有事做有钱拿，一并解决困扰民众的夜巡和游民问题。
明代杭州倭寇横行，地方为此增设保甲。但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保甲除了一般的轮流守备外也要协助地方夜巡，本以为是短暂的权宜之计后来却成为常例，造成民众明明缴交了间架税，却仍然要负担夜巡的情况。
当时在杭州任教的丁仕卿屡次上书，希望能够改善杭州百姓的间架税与夜巡工作，从嘉靖三十八年至万历五年（1559年至1577年），丁仕卿花了十八年，终于废除杭州百姓的夜巡并立碑做证。
这个该死的巡抚吴善言出尔反尔，收了钱中饱私囊，夜巡的事依然摊派给各家各户，已经引起了杭州居民的不满，但平日里敢怒不敢言，恰逢军营兵变一起，很多人借机把这股愤怒发泄了出来，因此杭州同时发生了民乱。
小皇帝接到消息的时候，正和王兴在御花园骑马，听到汇报，当时就勃然大怒。怒冲冲下旨命令兵部右侍郎张佳胤接替吴善言，即刻到杭州上任。王兴熟知历史知道事情的原委，害怕张佳胤去后跟原时空一样大开杀戒，立刻出言阻止朱翊钧。
小皇帝正在气头上，当时就有些不乐意了，便质问王兴：“王五郎，兵变和民乱都是谋反大罪，汝为何要阻止朕？”
王兴赶紧解释说：“皇上，臣并不想阻止皇上平叛，只是觉得这事情有些蹊跷。”
“为何如此说？”
“皇上，臣听说灾年和荒年才可能发生民乱或者兵变。如今大明四海升平，杭州这几年又风调雨顺，没听说过什么灾害，出了这样大的事情，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再说杭州的军队是戚大帅训练出来的，向来以纪律严明著称，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发生兵变？这里面肯定有些不为人知的原因。
臣没有别的意思，平叛是肯定要的，但决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大杀一通。否则有损皇上盛世明君之声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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