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九年五月，北京城。
进入五月份，一则耸人听闻的消息在读书人中被传得沸沸扬扬，首先是天津出版的《大明日报》文刊发了西班牙人的《征服中国备忘录》，顿时在读书人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但是这些自大到无边的读书人并没有引起警惕，只把它当做笑话。认为这些蛮夷的蕞尔小国异想天开，不足为虑。
接下来的日子，毫不气馁的《大明日报》，连续刊发了西班牙以及欧洲的现状文章，并认真的分析了西班牙和大明的实力对比。
文章毫不客气的指出，当初大明对付小小倭寇还搞得焦头烂额，对付一个实力超过日本千百倍的西班牙，根本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报纸上还刊登了西班牙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地图。
文章指出，这些欧洲殖民者就是海上的游牧民族，比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更加的凶狠恶毒，西班牙是最强的一个。大明的读书人再不清醒一点，下一次五胡乱华就在眼前。
报纸上还列举了大量的数据反驳那些妄自尊大者的言论，详细介绍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取得的科技成果。报纸上还描述了印加帝国被几百个欧洲殖民者灭亡的过程，明确指出落后就要挨打。文章最后说：国虽安，忘战必亡。
万历九年五月十二日，一大批被俘虏的西班牙人被押送到北京，雄心勃勃的万历皇帝得知西班牙人惦记大明帝国后，非常的愤怒，他接受了申时行和王兴的建议，对这些殖民者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公开审判，并要求在京的文武百官必须观看，任何人不得缺席。
整个公开审判持续了一个月，欧洲人在世界各地犯下的累累罪行公之于众，手段令人发指，彻底震撼的在场的文武百官。
《大明日报》再接再厉，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告诉大明的读书人欧洲人为什么会崛起？并指出了，导致他们崛起的唯一原因是科技的进步，而科技源自于格物致知。
从王实第一次向大明朝贡以后，通过万历小皇帝和张居正的手，大批的欧洲书籍流传进大明文官手中，其实已经有了一群放眼看世界的读书人，随着《大明日报》越来越多的欧洲各国信息披露，他们很惊讶欧洲发展的程度。
当然这些书都是精心准备的，实际上欧洲还达不到这个水平。这些假冒的欧洲书籍，实际上是改编自后世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丛书，要不然这些书中怎么会混有一本后世的《新儒家思想》呢？
而始作俑者正是王实，都是王实团队中的专业人员根据当前的需要编撰的。
儒家的文化最大的缺陷就是务虚，王实的团队在王阳明的思想“知行合一”上大做文章，把知行合一上升到科学探索的高度，认为真正的读书人要格物致知，学习科学，认识这个世界，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
《大明日报》毫不客气的指出朱熹之流的儒家思想已经落后了，八股文不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这种论调，马上遭到了一些人的攻讦，认为是大逆不道。但同时，也得到了一部分有眼光的读书人赞同。
《大明日报》推崇新儒学，并严厉的批评了现在主流儒家思想的谬误，认为死读书、咬文嚼字是要不得的，因为纯粹是为了考功名而读书是过于功利的，真正的读书人应该为社会创造财富，改善自身和周边人的生活水平。
新儒学认为孔子讲的立身立言，首先应该强调立身。李贽在文中强调真正的读书人应该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新儒学理论认为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有各自独特的经验，但无论你多么的有思想有理论有学问，都必须用行动通过做成事情来证明你的价值。
成功不一定是战功、政绩，你创办了企业、开了家酒肆、车行，都是一项事业，就是在家里写文章也能成为作家，成功不光是建功，立业也是成功，立言也是成功，但一定是把你所从事做的这件事做成功了，你也就成功了。
这种新观念得到了不少读书人的响应，尤其是那些寒门士子，真是余有戚戚焉！
万历九年六月，借着这股东风，一间规模庞大的“知行”书院在天津郊外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诞生，《大明日报》做了详细的报道。
莘莘学子们竟然发现这所学院的名誉山长是久不露面的前任首辅——张居正。
天下哗然，什么时候张居正也成了新儒学的鼓吹手？
然而更震撼的新闻又出现了。学院门口一个巨大的山石，上面刻着四个硕大的大字——务实求是。
每个字足足有一平方米大小，红色的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字很漂亮，这不算什么。夺人眼球的是落款——朱翊钧。
没错，这正是小皇帝题的字。顿时那些守旧的读书人不好了，天呐！这世界怎么啦？皇上怎么也开始鼓吹新儒学？
小皇帝咋会题字呢？这当然是王兴的神来之笔，无它，诱之以利！有一天，王兴陪朱翊钧骑马的时候故意叹气，说现在的毛呢产量上不去，是那些机器老出毛病，会修机器的人实在太少。
小皇帝立马就问，那你为什么不多招一些会修机器的人啊？王兴就告诉他会修机器的人必须读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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